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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胡文輝：關鍵不在於學院還是業余，而是你做得好不好
胡文輝
畢業於中山大學中文系，現供職於《羊城晚報》，業余研究學術。著有《中國早期方術與文獻叢考》、《最是文人》、《陳寅恪詩箋釋》、《現代學林點將錄》、《洛城論學集》等。
胡文輝的「正經」職業，其實是報社編輯。1989年，從中山大學肄業後，他進入《羊城晚報》，干記者、編輯，直到今天。從事學術研究，最初對胡文輝而言，更多的是一種興趣，一種發現並解決新問題的樂趣。
在學院之外做學術，在中國不乏其人，但能做到像胡文輝這樣系統，並不多見。胡文輝有自己的學術策略，他從文獻學入手，解決了「野生」狀態下學術規范培育的問題；之後又將觸角延伸到近現代知識分子研究，逐漸開拓出一塊屬於自己的學術研究領域。
身處學院的研究者，以學術為生，是因為大學繁瑣的考核程序，很多時候也是身不由己。對比起來，胡文輝的「野生」學術狀態，似乎顯得要純粹許多。這也使得他的學術研究要隨性許多，不會有太大的使命感，也不會有做「硬磚頭」的強迫症。實際上，在學術之餘，胡文輝還花了大量時間寫各類閑談文章和打油詩，這都屬於他「有名」的興趣之一。
學東西主要靠自己摸索
別人或許是讀碩士，讀博士，老師把他帶進門，我則是靠自己慢慢摸索。
南都：到中山大學上學，你當初就想念中文這個專業嗎？
胡文輝：中文系是自己報的。高中時，我就對文學比較感興趣。喜歡古典詩詞、對聯，也喜歡看小說。進大學後開始喜歡新詩，參加過中大的詩社，大約到大二、大三就開始對歷史文化類的東西有了興趣。畢業時，因為英文沒過關，最後沒拿到畢業證，畢業後本來還有一次補考機會，也不願意去了。(最近聽說，教育部從來沒有要求大學生要過英文四六級，只是各地大學的土政策，那我算不算無辜被剝奪了畢業證呢？)
南都：曾聽中大黃天驥老師說，你在大學時就屬於那種很不聽話的學生。
胡文輝：我是經常不去上課的。中文系的好處，就是課程好對付，只要考試前溫習一下，考試就能過。當然有時要補考，有一次我好像累積有六七門不及格，系裡通知了家裡，父母全來了。
平時學東西主要靠自己摸索，在圖書館自己找書看。有些老師不錯，但恐怕談不上對我有多少影響。對我後來有影響的，恐怕是陳煒湛先生的古文字課了，記得我交的作業自己都覺得有點扯，但陳先生倒是挺鼓勵我的。
南都：如何摸索？
胡文輝：別人或許是讀碩士，讀博士，老師把他帶進門，我則是靠自己慢慢摸索。整個過程學下來，到現在，我覺得興趣最重要。
我最早的興趣主要集中在上古，尤其是神話學方面，包括人類學、民族學的方法。(記得當時選修過人類學系的民族學史課程。後來在《點將錄》里也比較重視這方面的人物，換了別人，我想根本不會選入他們。)人類學方法有意思的地方，就是可以用現在邊疆民族的材料來解釋上古的歷史文化，但它在材料的年代方面不是很嚴謹。所以，大學畢業後，我慢慢轉向了「古史辯」的路子。「古史辯」的特點，就是你首先得確定史料的年代，確定前後的源流，這樣才能開始相關的研究。
南都：像你這樣靠自己摸索做學問，早期有沒有一個學術規范化的過程？
胡文輝：文獻學，還有古文字學、語言學，都是非常成熟的學科，已經做了一百多年，而且跟中國的傳統學術也能接續，所以它的積累非常深，根本不需要特別強調規范問題。你研究上古，自然就不能不規范。相對來說，近現代方面，或西方的東西，當時的規范就不那麼嚴密了，所以後來才要強調規范。但這個問題對於上古領域本來就不成為問題。
現在回頭再看，我寫的真正符合所謂學術規范(學院派規范)的文章，反而是在早期，主要集中在《中國早期方術與文獻叢考》這本書中，之後這類文章就沒怎麼寫了。
南都：對於文獻學，要自學，難度應該挺大吧？現在很多學這個專業的研究生，可能三年下來，都是在細讀某一本經典。
胡文輝：難不難，主要看個人吧。但我始終認為，現在這個時代，除了有些自然科學需要做實驗，從知識流通的方式來說，其他任何東西都可以自學，尤其是文史哲。具體到讀書的方法，每個人可能都不一樣，有的人可能長期只細讀一本，但我肯定不會這樣。我覺得不管多麼重要的書，再經典，對於個人來說始終還是工具，你得把它視為工具，不能太過迷信。
南都：你最開始研究上古，具體如何進行呢？
胡文輝：研究上古，當然需要對文獻有基本的掌握。我對《山海經》、《周易》讀得最熟，其他的基本文獻當然也是要看的。先秦的典籍畢竟不多，大體應當都涉獵過。上古研究的特點，就是所有東西都是攪在一起的，沒有一個整體的知識背景是不行的，你各方面都得知道門徑，文獻、目錄、校勘是基本的，其他各方面的學科知識都得了解，比如人類學、民俗學、文學，還有科學史，尤其是天文學之類，知識交叉得非常厲害，不可能靠單一的路子就能解決問題的。
我比較重視社會學的思路。很多現象不單單是中國才有，若有一點比較的視野，思路就會不一樣。過去研究思想問題，多數人都太習慣思想史的方法，比如，劉小楓有個觀點，認為共產主義之所以在中國興起，是因為它的意識形態跟儒學有相似的地方。但如果你跳出中國，去看俄國，你怎麼解釋俄羅斯的共產主義呢，難道他們也有一個相當於儒學的東西嗎？學界有不少觀點都是這樣，你一旦跳出來看，你可能發現它們非常荒謬。
南都：這樣做的話，應該需要很寬的閱讀范圍，能兼顧嗎？
胡文輝：當時有個好處，就是書沒那麼多，現在書實在太多了，如果我是現在剛畢業或者剛讀研究生的人，那我恐怕也不知道該怎麼辦。當然我那時的視野也沒有現在開闊，還可以做到各個領域的東西都摸一摸。現在要讀的書越來越多，越來越細，很多書根本沒法細看，很多時候只是翻翻我最需要參考的個別地方。現在是你想不做一個專業的人比較難。
當然我也不是一開始就鋪那麼大的攤子。比較早的時候，上古以後的東西我就很少看，像柳詒徵的《中國文化史》，我甚至只買上冊。我的經驗，是跟著問題走，直到現在也是。某段時間，對某個問題有了興趣，這個問題可能會超出了自己原來的知識范圍、學科範圍，那我就會去補課，盡可能把知識的盲點和漏洞補上。
學院之外的學術研究者
工作以後，我對研究的興趣始終還在，而且也自負。
南都：你從中大肄業之後，對於自己日後會在學院之外做學術，有明確的意識嗎？
胡文輝：當時我想去廣州市一個研究所，但硬體不夠，沒能去成，靠著走後門分配到《羊城晚報》。雖然條件比不上學校，但相對來說還是一個文化單位。當時高校的收入也不好，所以也並不急著進去，到了後來，發現漸漸高校也開始有利可圖，想進也難了。
工作以後，我對研究的興趣始終還在，而且也自負，不會考慮難不難、堅持不堅持的問題，有興趣就自己做。我在大三時寫過一篇使用西南彝族材料的文章，雖然方法不對，但有位研究彝族的老先生比較重視，發表在他主持的一本內部刊物上；另外，我的畢業論文《〈封神演義〉的闡教和截教考》，通過《封神演義》來研究明代的道教，指導老師是吳國欽先生，雖然他給我的分數不算很高，卻把文章推薦到廣州的《學術研究》，當時劉斯翰先生就接受了。能在期刊上發表文章，當時對我的鼓勵還是很大的。
南都：那段時間你的研究是不是主要集中在上古文獻方面，最後匯總成了《中國早期方術與文獻叢考》？
胡文輝：那隻是表面。那些文章都屬於比較新的材料，而且問題比較小，多數屬於考據問題，一來寫起來牽涉沒那麼多，相對容易寫，同時別人也比較容易接受。當時有很多所謂的學術權威，是因為做翻譯西學的工作，他引進了某個西方理論，在當時就有了話語權。像我這種背景，不可能提出一套理論讓人家接受你。先做考證的東西，可以說是我的一個策略。作為一個毫無背景的年輕人，如果一開始你就寫一些思想性的文章，別人是很難接受你的，但考證的東西就好一些。
除了《封神》那篇，我第一篇自己投稿的文章，是投到劉夢溪先生主編的《中國文化》。當時《文史》和《中華文史論叢》算是影響最大的兩個文獻專業雜志，但壁壘森嚴，方法也比較傳統，一般投稿很難接受(我應當投過稿)。《中國文化》當時是新雜志，作風比較開放，像我這樣的身份也被接受了。文章談的是《論語》中的一個解釋問題，觀點算是有點出格的，但畢竟是考證，所以別人接受起來也就比較容易。
南都：當時希望自己得到學術界的承認，是不是還有某種不自信？
胡文輝：年輕時希望得到學界承認，這種心理是很正常的，我想每個人都會這樣吧。學術上的自信當然也是慢慢積累出來的。看書多了，自己了解越多，最重要的是發現的問題越多，就會逐漸覺得以前的名家也有很多問題。我在1990年代，除了專欄文章，在學術上主要就是《早期方術》里的東西。這本書對我是一個基礎，它達到了學術上的要求和規范(我暗地覺得，有了這本書就足夠做個教授了)。如果沒有這本書和《陳寅恪詩箋釋》，我恐怕就不會寫《點將錄》了，你要有了一個基礎，有真正的學術體驗，才適合寫《點將錄》這樣的書。
《點將錄》里談到現在很多做學術史的人，看起來好像很權威、很知名，但實際卻從未研究過古典的東西，他們研究的都是近現代的東西。這是個很大的問題，你只看過那些學者的論文，但你自己並沒有真正做過那些學者研究的東西，沒有做過考證，那怎麼評論別人的考證？你得自己有這個經驗才好。當然，不可能有人每個領域都研究過，但我研究過上古，有考據學的經驗，有了這個經驗再去評論人家就容易多了。事實上，傳統文史是相通的，只要你真正進入過某個領域，你有了這樣的經驗，其他領域也可以觸類旁通。
研究陳寅恪的緣由
最初只是發現了個別問題，後來發現問題稍多，正好三聯版的詩集出來了，就仔細校讀了一遍，才發現值得通盤地做。
南都：《早期方術》出版之後，你並沒有繼續研究上古。2008年，你出版了《陳寅恪詩箋釋》，相當於做起了現代知識分子研究。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轉變？
胡文輝：這個同我發現的問題有關。如果我覺得有新的見解時，就寫幾篇，後來沒有更多的新材料，或者也沒發現更多的新問題，那就暫時放下了。對學院專家而言，不管有沒有新問題，他都有可能會長期集中在那個領域，即便沒有太多的新觀點，也還是能寫出論文來。但我不需要這樣做，有新的東西，我才會寫，我興趣比較多，這里沒有新東西，其他地方總會有的。
1990年代，其實也是做考據的同時，我就比較關注對現代當代的知識分子研究，尤其是謝泳先生的研究。更重要的，陳寅恪的詩本身有很多值得挖掘的東西。我選擇題目，不會不做那些淺顯、簡單的問題，在陳寅恪的詩中，有很多東西一般人是看不出來的，甚至余英時先生，他也只做了晚年的一部分，留下了很多空白。我最初只是發現了個別問題，後來發現問題稍多，正好三聯版的詩集出來了，就仔細校讀了一遍，才發現值得通盤地做。
南都：《陳寅恪詩箋釋》應該算是你用力最大的一本書了吧，它的篇幅這么大。
胡文輝：篇幅大，並不能簡單等同於大部頭，關鍵還是要看它作為問題有多大，還要看你解決了多少問題。實際上，陳寅恪也有很多詩是沒什麼好箋釋的，沒有太多內涵，但我還是需要全部做出來。
這本書，最大的特點就是聯系了很多東西。首先它解決了很多陳寅恪詩本身的問題。另外我也聯系了很多同時代人的材料。這樣它的意義就不單是為了說明陳寅恪，也是為了說明同一代人，他們共通的心靈世界。因為裡面很多話題很多事件，不但他一個人面對的，而是他們那一代人都面對的。當然，他的詩也有限制，很多事情他也不見得都寫成了詩。所以，在某種程度上，這項工作可以說是挖掘了現代知識分子精神史的一些片段。總的來說，不能說這個工作是太大的題目，在大的范圍看，這仍然只是小題目。
南都：學術對你而言就是某種愛好，寫像《陳寅恪詩箋釋》這樣的書，對你也不會有太多實際利益。你現在回頭看，自己做了這么多年，該如何來描述你的初衷？
胡文輝：我認識一些研究古文字的老先生，因為領域窄，問題太冷門，不可能有多少人看他們的文章。我覺得他們才是真正能坐冷板凳，真正不求實際利益的。我研究陳寅恪，總結現代學術史，可以說沾了很多學術「紅人」的光。像陳寅恪詩這本書雖然比較繁瑣，真正看的人不是很多，但因為陳寅恪那麼熱，有興趣的人很多，所以多少還是會知道這本書。所以，相對那些老先生來說，我已經幸運很多了，不管自己有意無意，至少題目還是比較熱門的。
南都：你很多學術性質的文章，發表在報紙上的比較多。畢竟報紙是大眾讀物，加上編輯約稿，這些會不會都影響到你對題目的選擇呢？
胡文輝：從根本上來說，影響不大。但還是會有壓力，畢竟作者和編輯之間，可以說是互相關照，他們也是關照我。如果我是在學院里，可能寫隨筆類的文章會少一些，會多寫像論文的東西。不過現在這樣也不要緊，如果是有新發現的題目，遲早也會寫出來，只是不必這么急，我會先把適合在報紙上發表的話題寫出來。《洛城論學集》里很多文章就屬於這種性質的，那些問題相對來說適合大眾一點，報紙上也適合一點。
實際上，很多學院派也喜歡在報紙上發文章，特別像《南方都市報》、《東方早報》，它們能夠容納一些比較專業的文章，雖然實際上讀者不多，但可以使整張報紙顯得更豐富，也更有層次。報紙的容量大，可以通過其他內容平衡這些專業的東西。相對來說，出版社出書，是出一個人的書，反而更容易屈服於市場壓力。
評點學術史
我當然也有我的局限，只是我敢說，換了別人來說，局限會比我更大，偏見會比我更多。
南都：《現代學林點將錄》似乎就是這樣一本書？
胡文輝：《點將錄》最初就是編輯的想法，是王來雨的提議。加上我對點將錄這種體裁也比較感興趣。不少人覺得它很生硬，但如果你對近代舊體詩比較熟悉的話，會知道汪辟疆、錢仲聯都寫過點將錄，在那個領域是一種影響很大的評點方式。所以，對我而言，用它來評點學術史是再正常不過了。這就像是玩網路游戲的人，可能會用網路游戲人物來套現實里的人物，別人也許覺得莫名其妙，但玩游戲的人就會覺得很正常。
無論如此，這都只是一種形式，這其實並不重要，它更大的作用是一種自我限定。一本學術史，究竟寫多少人合適？你寫兩百人也行，也五十個人也行，我覺得按點將錄這種限定，一百來人，比較適合，也更好處理一些。應該說，我是比較適合這種體裁，裡面既包括了一些八卦的內容，同時也有一首舊體詩，換作別人，大約不會像我這樣做，也可以說做不到。如果沒有這種包裝，可能出來就沒有這么有趣了。
南都：你用點將錄這種方式大張旗鼓地點評學術史，有沒有受到過主流學界的批評？
胡文輝：我覺得沒有真正像樣的批評。當然不主流的批評有很多。究竟該選哪些人物，在網上有些爭論。畢竟每個人的視野都有局限，我當然也有我的局限，只是我敢說，換了別人來說，局限會比我更大，偏見會比我更多。比如，裡面涉及上古的人比較多，人類學的比較多，這跟我的知識背景有關。有些人我實在不熟悉，比如宿白，有網上的朋友覺得應當用宿白代替鄒衡。但我對現代考古學史還算是熟悉的，鄒做夏商周考古，對我而言，他的貢獻是無人能及的，在他跟宿白之間，對我來說選擇是不需要考慮。其次就是排行，我覺得跟人選一樣，每個人對這些學者的評價都不一樣，你不可能強求對每個人的評價都有一個客觀的標准，這根本不現實。你至少要對書里一半的領域和人物都有所了解，才好來批評我。
南都：你會把《點將錄》歸納到你的學術著作這一塊嗎？
胡文輝：屬於學術研究的邊緣吧，還不能算是真正的學術著作，裡面也基本沒有發現什麼具體的重要問題。不過我對這些人還是有自己的一個整體看法的。換作某些專業的人，他對某一領域某一人物，書讀得比我多比我細，那樣的人肯定很多，但他未必總結得就比我好，有時你還得能有一個整體的視野來判斷這個人的位置，不僅要考慮他做的專業，還要考慮整個學術史的背景。
我關注的領域是比較雜的。這些領域，我不見得能深入多少，可能只是知道一些皮毛的，但知道一些皮毛也是很重要的。各個領域的皮毛都知道一點，才有可能形成一個整體視野。至少各個領域哪些人比較重要，我大體心裡有數。當然，對裡面很多人，我也沒法寫得更詳細了，對有些人，寫出巨著也不難，但對有些人，我也只有那麼多東西可寫了。要寫長一點的評傳我肯定是不行的。
南都：你在《點將錄》里也談到不少對學院派的批評。
胡文輝：在《點將錄》中對研究學術史的人有幾句評判。我還寫過一篇名為《為業余漢學喝彩》的文章，也談到這個問題。學院派確實有它的長處，它比較規范，相對來說也比較可靠，平均水平比較高。但學院派也有他們的問題，研究問題時很難跳出原有的框架，而業余選手則不那麼受框架的束縛。對業余的人而言，搞不好的話，那就什麼東西都做不出來；但如果搞得好，有時不僅能在話題上，在方法上都可能突破原有的框架。
有些人可能會很強調學院與業余的差別，但我覺得關鍵的不是學院還是業余，關鍵的就是你做得好不好。學術界就相當於是一個認證體系。這個認證體系，是屬於大學和研究所的，你在體系之外做研究，在獲得承認方面來說，確實會吃虧。如果你是學院訓練出的，符合它的規范，即使你寫的東西少一點，也沒發現什麼有意思的東西，但你依舊能夠當教授。因為你是從這個體系出來的，人家畢竟更容易信任他。至於體系之外的人，情況肯定就困難多了。
南都：學術之外，你的正職是報紙編輯，如何安排讀書和做研究的時間？
胡文輝：每個人肯定都想自己的時間越多越好了，不管你是不是做學問。做學問的時間當然越多越好了。但不管在學校或者什麼地方現在都一樣，都有其他的事情，在學校里也要上課、帶研究生、博士，也要花很多時間的。可能現在沒有什麼地方能夠百分之百做學問的。
我近年寫作都是利用周末，時間比較長，一般睡到中午，從下午開始。一般幾千字的文章我一兩天內能解決，但長的話，還是得有點意志力才行，像寫《陳寅恪詩箋釋》，我都忘了是怎麼寫出來的，不是一兩天的事，現在讓我寫話，也有精力的問題。寫東西一定是要勉強自己，不會說很輕松的。
南都：現在讀書的習慣是怎麼樣的？
胡文輝：有些書，你對這本書所涉及的領域比較熟悉，有時候只是它增加了一點東西，你是很容易看得出來的。看得多了也就不難了。或者說有時候你的判斷不見得准，但是也沒那麼多時間去細讀。現在，我只看我最感興趣的、最需要參考的部分，有一個取捨問題。
5. 中國鐵道出版社和人民鐵道報，誰更有前途
中國鐵道出版社和人民鐵道報比，
出版社更有前途。
現在的報社（紙媒），
已是江河日下。
不知哪天，
就會出「終刊號」了。
奔跑吧兄弟，
祝你好運。
6. 中國鐵道出版社也出版計算機類的書籍
中國鐵道出版社出版過計算機類的書籍
7. 中國鐵道出版社怎麼樣
國企，即使如此也分有編制和合同聘用人員，而且出版行業也在進行體制改革，雖然作內為國家口舌，但以後容運營會向市場化方向發展，具體要看你的個人情況了。
若你是想找他們出版，就看你是什麼專業的書了，每個領域都會有比較出名的出版社，如電子領域--電子工業出版社，IEEE等，如果沒有特殊要求就無所謂了，只是要個書號，再哪出都一樣
8. 求Visual C++開發寶典（作 者： 匡松，李強主編） 出 版 社：中國鐵道出版社，源代碼